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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平:看清现实才能有效规划  

2006-08-25 18:17:41|  分类: 【众名师印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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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东方网 《职场》杂志 作者:石丹]

  也许规划没有那么神秘和复杂,不过是两点间的距离。我们的幸福在于,可以站在前辈的肩膀上,用前辈的经验教训来指导自己的规划,去探究自己的“那点”在哪里,如何走过去。

  我们一计划,上帝就笑了。现实中我们发现,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如同早年间,肯·布兰佳说的那样:生活就是当你在计划别的事情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这当然不是意味着你不要制定计划。徐小平前半辈子的音乐生涯,没有给他带来音乐上的惊喜;后半辈子,应该就跟职业咨询“结上梁子”了。经过徐小平咨询过的人,大都发展得还可以。

  “世上没有先知,目标都是在不断的调整中慢慢实现的。但重要的是,你首先要根据现实去做规划。”徐小平说。

  徐小平,像一个跳动的、充满激情的音符。在他起起伏伏的人生中,让我们“按图索平”吧。也希望这个旅程能为你带来收获。

中央音乐学院,福兮祸兮?

  1978年恢复高考,在文工团工作的徐小平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最好的选择。徐小平也这样认为。可是,这场“婚姻”并不幸福。

  Staffers:让咱们也从“您的大学”谈起吧。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音乐学院?如果是再选择,还会是音乐学院吗?

  徐小平:记得我在进入音乐学院的第一天去图书馆看小说,看到那些文字的东西被感动,就久久地感到遗憾,觉得自己应该进入北大中文系。我对文字有感觉,对音乐无天才。

  虽然音乐学院是一个伟大的学院。但我们那个时代无法选择,我当时只有上音乐学院一条路。我的大学不是我主动的选择。

  那些进入自己不擅长专业的同学们,如果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可以通过转系、双学位、实践工作、读研、留学等方法改变自己的专业,改变自己的行业。改行最主要的手段,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其实不是考研,而是实践。

  Staffers:那大学时代的您岂不是很痛苦?!会不会觉得日子特难熬?

  徐小平:不会啊。在中央音乐学院,我获得了比较系统的人文教育,形成了后来我追求一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顺便也理解了“古典音乐”这么一种艺术皇宫里皇冠上的宝石。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哈哈。

  Staffers:那面对自己不喜欢、无天才的专业,您怎么计划自己的未来?都为这个计划做了些什么呢?

  徐小平:我发现我学的“音乐学”,是一种人文研究,而不是艺术创作(作曲、演奏、指挥),除了要懂音乐之外,更需要文史哲的训练,才能有所成就。在音乐学院期间,我还大量阅读了文史哲方面的著作。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自我设计,一种对自己未来有意识的调整。

  特别是到了大学高年级时,我感到自己既然做不了音乐,搞文化可不能外行。所以,决定去北大听课,结果在一年多时间里,每周去两次北大听中文系的课,比如钱理群教授讲鲁迅,严家炎教授讲现代文学,谢冕教授讲现代诗歌……去北大听课,路上要换三次车,走两段路,耗一个多小时,但我一点儿也不觉道路漫长!事实上这些课对于我意义极其重大,使我受益终身。

  Staffers:没有音乐天赋,只有对文字的情感。那大学时代的您觉得自己的长板是什么?又凭什么判定它就是对的呢?

  徐小平:人的长板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通过发展自己的兴趣逐渐养成的。比如我在音乐学院的时候,就琢磨着搞杂志、办社团、办黑板报、办各种活动。这些工作,和我现在做的工作,性质是一致的。如何判断自己的长板就是真正的长板?其实很简单:是否有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有的话,大胆发展下去,基本不会错。

北京大学,梦开始的地方?

  徐小平就这样“人在曹营心在汉”地读完了大学。相对而言,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还是香饽饽,学校也包分配。这对于今天“就业难”的学生来说,简直是个奢侈品。只是,徐小平没有享受这个奢侈品。

  Staffers: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呢?据说当时是可以分到文化部等部委的。为什么不去呢?至少还能慢慢熬成个官儿吧?

  徐小平:如果当时正常分配,我不可能分到北大而会去文化部或音乐出版社之类的地方。但我自己找到了北大,其目的,也就是想在北大找到我在音乐界无法找到的位置。幸运的是,我一到北大立即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从事校园文化活动,一时间搞得燕园如火如荼!

  在北大虽然我没有挣到钱,也没有挣到官,但幸运的是挣到了名声,挣到了友谊。这个声誉和友谊,使得俞敏洪愿意十年后来加拿大找我回去和他一起奋斗,使得我自己在几十年时间里,不断从北大经历中获得新的精神力量和知己。我一到北大,立即投入组建北大艺术团的工作。这个工作,以及校园文化建设工作,是我在北大五年主要的成就。

  Staffers:北大的工作不好吗?您也说过到北大自己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为什么还是选择留学了呢?这在计划内吗?

  徐小平:北大好,当然好。要不然,我也不会投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了。但是后来发现,那么一个用武之地不能再增长了。搞学术我不是那块料,本专业我也不喜欢。那么干什么呢?我是真正地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强烈的痛苦,想出去学社会学,我也申请过奖学金,但没拿到。想出去读音乐学,但是我知道我不喜欢,我也学不好。我当时真的彻底失落,甚至想学新闻,我也考过中文研究生。

  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极力淡化出国的人生选择的含义,可见当时北大的理想主义是多么的强烈而崇高。但是我当时遇到的问题是:没有住房。这里面浓缩了一个北大教师和一个外地民工共同的人生困境。后来我还是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撬开一个空闲的房间就住进去了,住的当天就被人家赶出来了。当时作为一个北大老师,我得不到一个起码的尊严。这在80年代所有的老师都是一样的。而且在当时说要分到一个一居室的单元要等到40岁!物质的贫困,理想的挫折,就两只皮箱一个梦出国了!

美加留学,梦想呢?

  “留学出国,前途渺茫,后路已断。岁月来去匆匆忙乱,青春已无再无短暂。山穷水尽疑无路,出国好像是阳关,两只皮箱一个梦,雄心壮志离家园,离家园,谁知留学的辛酸?”这是徐小平留学时候写的《洋插队之歌》中的一段歌词。显然,海外留学的日子也不并好过。但是,即便是在怀着“音乐家、哲学家”梦想打工的情境下,徐小平还能保持激情——执著于当下,只要做了,就全身心投入。那些年,看起来离梦想远了,但却离现实近了。

  Staffers:从《洋插队之歌》来看,留学生活还是辛酸的。您是怎么过的?

  徐小平:当年我这个北大教师,一心想成为音乐家或者哲学家,但到了美国,也感到生存的艰难。假如上帝暂时没有给你很多机会,就让你扫厕所,那么你就必须面对现实,把厕所扫好。我在美国就扫过厕所。我洗碗扫地,给必胜客送外卖,就差流浪街头了。把滚烫的比萨在没有变冷变硬之前送到客户手上,成了我唯一的艺术追求。同事笑我:送个比萨也这么激情!可是我感到自豪,激情不是浮躁,不是幻想,激情是执著当下,全身心投入,激情是做好眼前事的一种素质。生存永远在成功之前,换言之,靠自己的劳动赢得生存,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如今职场竞争激烈,人必须树立最基本的就业价值观:靠自己的劳动生存,永远是最基本的追求!只有把胃填饱之后,才有机会充实头脑,提升自己。

  Staffers:其实,这跟您说的“可以骑驴找马,但请不要虐待那头驴”是一个道理?那应该怎样保持激情?

  徐小平:是的。你必须把手头的工作做好,才可能进入一个成功者的境界。所谓成功者,并不单纯指百万富翁,也包括那些完美地完成一件工作,进而完成每件工作的人。

  任何人都必须有敬业精神,能把小事干好的人,成功的几率更大。永远不要抱怨工作有多么无聊、渺小,只要开始工作,就有改进、提升和扩充自己的机会。激情是需要刻意保持的。激情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之一,也是一种可以开发的资源。

  Staffers:后来我们知道,您在国外取得了音乐硕士的学位,还在当地教小学生音乐,还有自己的房子和车,这不是挺让大家羡慕的吗?

  徐小平:在国外,100万元的房子你只要交5万块钱你就可以搬进去,这说明我并不富有。第二,你不能不买车,因为它的公共交通不发达,所以你可以没饭吃,但不能没有车。因为有了车你才能去吃饭。第三,我在那儿是有工作的。我做过一段时间的音乐老师,但是这个工作我不喜欢。当然,要谋生你不喜欢也得这样做。我们往往把兴趣和生存结合起来,其实在国外首要的是生存,所谓打工都做的是体力活,没有一个大学生真的会喜欢,但是我们不得不去这样做。温饱以后,人们很自然的要寻求什么,如社会地位、社会认同、人生的价值、灵魂的归宿等。

新东方,一切从心开始

  友谊?生存?更新的发展?反正徐小平在加拿大遇见俞敏洪之后一拍即合;反正徐小平彻底回国了;反正现在徐小平正在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为学生们做着职业咨询。一步一步,他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也在努力帮助迷茫的人找到他最擅长的。

  Staffers:所以就决定回国了?当时真的想清楚了吗?

  徐小平:1994年秋,我在国内创业一年失败,兜里的钱全没了。挺悲惨地回到加拿大,当时我的年龄已逼近四十大关,事业一无所成。人们问我:你想做什么?我当时说:我想回国!靠说话谋生!当1995年俞敏洪来到温哥华,我们一聊以后,因为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理念、情感都非常吻合,这个时候我就雄赳赳、气昂昂又反跨过太平洋,回到了北京。那时候我多大了我都不好意思说,因为一说大家就知道我现在多大了。我当时40岁了。40岁回来创业,我认为不晚,只要心中有目标,那么浑身就有青春的活力。

  Staffers:您曾经说过,进入新东方工作是迫于生计。这是真的吗?

  徐小平:我出国的第一天,就告诉接我的朋友:我的前途在中国。这还并不是出于我的爱国主义情怀,而是出于我对个人能力的评估。我觉得我搞文化艺术、校园文化,离不开中国。

  回到新东方做出国咨询,当然是迫于生计。幸运的是,我在这里找到了和物质利益一样重要的东西—精神价值。我和俞敏洪、王强这些哥们儿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正是这个东西让我们大家紧紧联系在一起。

  回国、靠语言文字吃饭、和人打交道、发挥自己的特长……在这些人生最大方向上,我从来没有迷茫过!我为此深感骄傲。所以,对于年轻人,我的成功建议就是一个:方向要对,然后才是永不放弃的执著!

  Staffers:在您加盟新东方后,所做的工作几乎和音乐关系不大了。那么,我们想知道,大学时音乐专业知识的学习对您在新东方工作的帮助是什么?

  徐小平:我的文字和语言,高潮迭起,情绪起伏,布局有序,呼应回旋……虽然我还可以做得更好,但说实话,这些文字风格特别明显地得益于对音乐的学习。我写作时,能够感觉到我的思想主题的回旋重复,听到思想阐述的高潮倾泻……对不起,这里一点儿没有卖弄的意思,而是说,我写作时,我心里有这些东西。

  当然,我不鼓励人们为了写作而去学音乐,那是扯淡!但艺不压身,学了任何东西,都会在人生的某时某刻产生价值。SteveJobs就说,大学期间听过一门书法课,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来设计苹果时的理念,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Staffers:您的书里说,对于走到人生中途不得不改行的人来说,改行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生缺少长远的设计。那您怎么解释在加盟新东方前跌宕起伏的经历?

  徐小平:我认为我是一系列失败构成的成功。我为什么要进音乐学院?有那时的无奈。我为什么要出国呢?说不定如果不出国,我已经是音乐界的大腕了,但是可惜我没有做。年轻时,有的选择是盲目的,我也不是先知先觉,等到走过无数错误的道路,就可以总结出不走错路的门道。特别是做了留学咨询后我发现,奋斗如果没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目标的话,你会陷入更大的悲剧之中。这就是我在新东方的发现和我在新东方做的贡献。就是帮助那些奋斗者们调节人生奋斗的目标,擦亮你追求的明灯,到底是什么东西,给你清晰化,给你精确定义,这是我做的工作的价值所在。

  Staffers:您怎样定义人生规划?会不会有学生过分依赖您这样的咨询专家?

  徐小平:人生规划,就是根据教育和职业发展的规律,来设计自己的教育和职业。教育和职业咨询,在西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体系,无数学者专家专业人士,为青年一代提供者卓有成效的咨询。可惜中国很落后。求学求职,中国青年从观念到技术,都不适应时代和市场的需求。

  除了你自己,谁也掌握不了你的命运。专家的角色在于给你导航,但开飞机的还是你自己。

  (徐小平,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新东方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后到北大团委工作。4年后,远赴加拿大专修音乐,1993年曾回国创业,失败后返回加拿大。1996年加入新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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