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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插秧的诗人、乱中求胜的影帝和乐观的信徒  

2006-09-01 19:55:10|  分类: 【众名师印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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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东方网 《职场》杂志 作者:王默 摄影:徐红斌]

  俞敏洪一定记得,在自己三年的高考生涯以考中北大西语系宣告结束的时候,母亲杀了自己家140斤的猪,管其他乡邻要了菜,打了酒大宴宾客的场面。强势的母亲以她的方式希望俞敏洪告别乡土,尽管那幅家乡老屋的画现在都钉在他办公室的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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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敏洪一定记得当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出国时,老婆在他耳边爱恨交加地说“你真窝囊”,然后每日准备好饭菜等他回家。虽然这句“窝囊”成了新东方成立的直接外部推动力,俞敏洪不介意讲出来,可是复述的时候还是眼帘低垂,显得有点儿落寞。

  俞敏洪一定记得1991年秋那个落雨的傍晚,同学们像往常一样窜到他家喝酒,却听到北大的高音大喇叭广播对他私自教学的处分决定,这个处分连播三天,让希望攒足出国留学学费的他汗颜不已,于是决定辞职。开始了自己给房东孩子讲课,以兑换房租的生活。

  俞敏洪一定记得做英语培训班的开始,中关村二小的一个平房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及冬天还未刷完小广告就结冰的胶水桶。他不得已在托福、GRE所有报名册上各填30个假名字,以招收那些将信将疑的学生。

  俞敏洪一定记得自己1995年在加拿大和美国冒着夜雪开车找徐小平、王强,他们聊了四天四夜,徐小平时而抱起吉他高唱,时而痛哭。六年后,这两位老朋友经过一系列的痛苦和挣扎,终于完成了新东方现代化结构的改造,使新东方成为中国最大的教育集团之一。

  俞敏洪一定记得新东方创立伊始时那辆红色大发,多少次他在遇到了急速扩张带来的利益、亲情、友谊的冲突时,开着那辆车狂奔,吓坏了身边的王强。

  新东方是俞敏洪的一个支点,尽管他更倾向于表述为平台。新东方这个当初为了衣食问题的无心之举,浓缩代表了俞敏洪式的价值观,然后俞敏洪摇摆着、犹豫着,挥舞开了他的手臂。他的性格从未有大的变化,但新东方的支点让它更加鲜明和独特。

踏实的插秧者

  取名字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写大字报,大鸣大放,所以今天的俞敏洪,本来是“俞鸣洪”,声如洪钟。但是家乡人不知道他这个名字,家乡人叫他老虎,据说因为他小时候爱朝天大睡,这时候嗓子里就发出一种轰隆隆的低音。

  老虎的前30年,一直是个隐忍的“病猫”角色。所以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残酷,成王败寇,就像俞敏洪说的那样,今天的他和过去的他仍然有一样的性格,但是今天的他,因为有了舞台,可以获得更多的施展。

  “我基本上感觉是被新东方拉着往前走,就像摩托艇拉着滑水板。偶尔我掉到水里去,摩托艇还要停下来救我一下,再重新开始往前开,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到新东方面临危机的时候,这种被动就变成苦读管理类书籍和遍寻朋友,他甚至可以用几个月的时间就拿出成摞的人力资源、财务计划。“今天我的每一个决定,每一次改变,都是主动的选择。我在北大即使是最落后的,也是一个坚持读书和学习的人,我这个人比较笨,否则不会高考考三年,我的个性是改不了的,像一棵树一样,从小长到大,不会今天是棵榕树,明天又是松树了。但是我可以利用个性来改变人生方向。我比较有耐力,有目标,认定了就坚持去做,并且愿意没有时间限制地去做。”

  被人推着走,而一旦知道自己不得不走,就走得比谁都勤,这大概是幼年经母亲严加管教的结果,虽然上面还有一个姐姐,比较受宠,但是俞敏洪的农活和家务事是一直要求比别人做得都好的。他曾经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插秧极棒,后来做新东方的时候也调侃过自己那时候留下的习惯:“农民都提倡不怕苦嘛!通常日复一日重复地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他们一样,我也在重复很多的工作,但是我的想法就是农民们劳动是为了秋天能够收获,我的劳作是为了新东方的成长,实际都一样。就好像那栋楼,前两天还盖了三层,这两天再一看,就高出了很多!”

乱中取胜的影帝

  “难得碰到我这样的人吧!”俞敏洪抬眼从镜框边缘看我,手下依旧不停签名。秘书把整理好的股权转让书一份接一份地递给他,俞敏洪签得像个熟练的流水线工人:“这就是我的工作习惯,你会发现很奇怪的,我可以同时做两件事情。练出来的。”一共600份合同,晃得我发晕。

  上午俞敏洪先是带北京人大代表参观了新东方,随后和一个纳斯达克的人“谈了谈”,12∶30接受我们的采访,4点的时候还要赶到机场,亲自接回国的妻儿。

  我们正在争分夺秒地考虑选哪件衣服拍照,新东方副总裁周成刚穿了件黑色T恤走进来,俞敏洪说:“你把这件衣服脱下来,我要这件衣服。”然后上手就掀,我们都看见了周成刚的小肚子。然后他又邀请周成刚晚上去他们家吃饭,“你接着问。”他突然转头对我说。我只想了两秒钟,他就又转回去跟周成刚说文件上的事情。

  俞敏洪的工作时间表向来切割得很碎,比如他是少有的会安排半个小时做补充采访的人,时间一到,就有新的事情等待他,一来是因为他觉得媒体对新东方的发展影响微乎其微——新东方曾经在没有任何媒体报道的前六年里迅猛异常,好的局势让他不需要呼应者;二来就是个人工作习惯所决定,俞敏洪的时间实在有限。“我把新东方看成是琐碎的事情,但是在琐碎中我会安插一个主题,比如我这两天读哪一本书,我这两天主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我把读书才看成是重要的事情。”所以当新东方处于混沌状态的时候,他倒是一直也没间断自己的成长。

  除了俞敏洪的工作状态让你眼花缭乱,新东方还有一乱,来自那些充满了理想主义、浪漫激情的“才子”。曾经一段时间里,所有新东方的问题都属于俞敏洪,至少表面上人们都习惯于推到他身上,然后静观其变。大家曾经给俞敏洪的家起名叫“思过斋”,因为那里一直是他面壁之地,“我大多数时候都会听着,然后告诉他们当中什么意见对我是合理的。”我问俞敏洪可曾后悔开始靠友情做新东方,后来遇到了很多感情和工作上的纠纷,他反问我:“没有什么后悔的,如果没有这些朋友,新东方到现在可能还是一个夫妻店嘛!吵吵闹闹的后果是散架,但是散架后我们每个人都做一摊呗;万一不散架,合起来做一大张饼,不是很好吗?”

  对这些矛盾,一本叫《东方马车》的书曾经描写得很生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很多时候是故意安排的,要凸现出来一种气氛。从无到有是创业,新东方现在是创业加上部分守业阶段,国家是可以守业的,企业不能。如果把创业的激情,创业的无秩序给泯灭掉,会出现创造力衰退。但就像夫妻打架一样,吵架只是1个小时吧,其余23个小时还是互相鼓励奋斗的,不然新东方怎么起来?”不过这种源自北大批判文化的“拉扯文化”倒的确成为新东方的文化景观,让新东方以乱治乱,“因为这种文化最大的好处就是背后不说坏话了。”面对拉扯,俞敏洪心态和大方向把握得很好,“拉扯的好处就是把我拉得像皮筋一样,一个弹性的中枢神经。不承认我的领导也没有问题,我给大家提供分配的公平,思想的一致,大家自然走到一起。”

  “我从来不发火,总是笑眯眯的,所以我说话稍微严肃一点儿,下面人就受不了了,觉得出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们都知道自己需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如果达不到,我就跟他们说,自己看吧,该怎么惩罚。”

  俞敏洪喜欢Google的文化,他认为那是“表面上失去了一些东西,实际上得到了更多的东西,不过你也不能无章法地乱下去,因为一个大机构大系统,要有机制来维护,新东方的框架也已经比较完善了,怎么说呢,新东方这是乱而不……”俞敏洪在这个用词上难得地沉吟了一下,“败”,我们的另一个记者补充道。“谢谢,你比我有智慧。”俞敏洪说。“乱中取胜吧!”随后他又补充道。

  之所以想到“影帝”这个词,是因为俞敏洪曾经对媒体说,2007年11月16日,新东方的14岁生日的时候,45岁的他希望离开新东方,把日常工作交到别人手上,“年纪变大了,你总要从事更有价值观更有创造力的工作。完成日常管理上的退和价值精神上的近。”俞敏洪在利益顶端,希望可以适时演回自己,一个略带窝囊的、谨慎又敢于破釜沉舟的人,一个农民,一个潜诗人,一个白手起家的奋斗者、希望者。

  “到时候我看更多的书,写更多的文章,做更多的演讲,是不是更有好处呢?”俞敏洪此时抬起眼睛,征得我的同意。我站在他办公桌对面不遮挡摄影师拍照的地方,一时竟为他突然的停顿愣了下来,没有做出回答。突然觉得,俞敏洪会是个好演员,因为他如此心系台前,即便在做过这么多年承受重大压力的导演和制片之后。

乐观的信徒

  上大学走进宿舍的时候,俞敏洪是个彻头彻尾的自卑者,“我发现自己习惯把自己往下贬,比如说我的能力是10,我常常把自己贬到5。”但是他认为这段自我恐吓,有好处,“自卑使人非常敏感,继而懂得察言观色,揣摩别人的心理。这种敏感一旦回归了自信会形成一种更善于与人沟通的能力,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去做事就更容易成功。”所以这种自卑就被俞敏洪完全扭转了意思,后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面对别人的嘲讽,把自己踩到最低。你说我是动物,我觉得我连动物都不如,你就拿我没办法了。”有的人能够从自卑中走出来,转成强韧的自信,但是有些人却终其一生苦苦徘徊,俞敏洪相信这是他总能从被动转化为主动的缘故。

  到了不惑之年,肯于承认自己仍然是个理想主义者的人很少,俞敏洪不算其中的一个,他一方面提倡熔炉般的苦难可以真正带领一个人走向成功,觉醒意识,一方面又总是割舍不掉天性中的淳朴与诗情画意。20世纪80年代是诗歌的年代,大学时候的俞敏洪写了700多首不曾发表的诗歌,最后因为决定弃诗从教,一把火,什么都没有留下。“实际我比较不具备诗人的气质,因为诗人必须要从绝望中找不到希望,要死要活那种。不死无以证明是好诗人啊。为什么我做不了诗人,那是因为我做任何事情到最后,我相信总会有柳暗花明的时候。”

  Staffers:听说您小时候,有一次好不容易得了两块奶糖,自己舍不得吃,来了两个小伙伴,就把糖剥给他们吃,自己在一边喜滋滋地舔糖纸;而且一点钱没有还老把朋友往家领,您的母亲就对此有过意见,她心疼您熬夜挣来的辛苦钱都散给朋友了,多次劝您“门头骑了高头马,不是亲来也是亲。门头穷得冷如冰,亲戚好友不见影”。

  俞敏洪:我身体比较弱,怕被别的小朋友欺负,就只能讨好啊,没想到一讨好发现有好处,朋友比较多。母亲的这句话我从小听到大,充满了朴素的真理。就像你被人遗忘了,是怪人情冷暖呢,还是怪自己没有出息呢?我大学毕业的前10年,同学很少会邀请我,但现在有什么事情,大家都想到我。你怪世界不公平,但坦率地说,你凭什么让人家想起你来?没有给别人关怀和爱,或者利益的时候,不要生气,是因为你做得还不够多。

  做新东方这么长时间,我受了不少人的骗,但到现在为止,我依然相信我的判断,依然相信大部分人是好人。被骗以后,我只是认为我的判断力出了问题,错在自己,不在别人。我会自己承担全部责任,总结经验,下次依然用光明的心态和人交往。

  把伤放在心里,把伤口抹平了,涂脂抹粉,隐藏起来,然后继续干活,就像今天我在脸上化妆一样。一些该麻木的地方早就麻木了,但不该麻木的地方永远也不会麻木,保持一点儿童心嘛!

  Staffers:感觉您一直是个为别人而活的人。但是听说您发过极个别的火,摔过手机。

  俞敏洪:做新东方,我产生了一种生存态度,就是为别人活。

  就像动物进入群体之后,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态度才可以在这个群体中活下去一样。一头狼在群狼中有做头狼的资格,那么它采取的肯定是头狼的态度,指挥、命令、霸道;如果进入到另一群狼后,可能是尾狼,那么它就必须采取服从、恭敬、容忍的态度。

  所以你会发现某个人到一群人面前非常的恭敬,到另一群那里又变得非常的蛮横,为什么?每个人的态度都是环境造就的,每个人都有不改变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态度对他有好处。我在新东方的态度从整体来说是比较为别人着想,但是新东方决断指挥的时候,你不霸道是不行的,我在新东方是恭敬和决断相结合,这种行为是最适合所有人的共存方式。

  摔手机只有一次,是跟我母亲,亲人可以理解你,原谅你,但对别人不能这样,因为人都是有自尊心的,伤害了就不容易修复。如果我处在别的位置上,也许别人伤了我,就一辈子不理他了。但在今天这个位置就必须散发出一种团队凝聚力,有一种超出你感受之外的东西。

  Staffers:听说您的衬衣45块钱一件,还很得意地要人猜价钱。您是个容易满足的人吗?

  俞敏洪:我精神上不太容易满足。想读书,渴望新知识,渴望去旅游。但是物质上,每天两碗面条,挺好。我每天吃饭花的钱不如我的司机花的钱多。如果我有时间能够自驾车去青藏高原这样的地方,一辆特别好的吉普车就是我对物质的追求,但是依然是基于对心灵的满足。

  我每年都要穿一双旅游鞋,直到穿破为止,我穿着旅游鞋跑东跑西,到各地去,破了以后一般舍不得扔掉。我就在鞋上塞一张纸条,说明这双旅游鞋跟我走到了什么地方。到我80岁的时候,几十双旅游鞋排在那里,光看着那些旅游鞋,生命的回忆就会像泉水一样一点点冒出来。老年生活主要是靠丰富的回忆来支撑的,所以我们在年轻时要多给自己积累一点儿素材。

  很多收藏家在收藏向往的东西时都是费尽心机,千方百计,弄回家来就忘了把那个东西放到什么地方了。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得到了,他就不再去渴望那个东西了。如果一个人对一样东西失去了渴望和热情,他就失去了这个东西。所以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得到就意味着失去。但失去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失去了,所以我们的心灵就渴望新的东西,争取新的东西,我们生活中每一点进步、每一点领悟都来自于我们的遗憾和生活的不完美。美国著名绘本作家谢尔·希尔费斯坦写过一个故事,书名是《失落的一角》。在这个故事里,一个圆缺了一角,于是千里迢迢去寻找,因为它不是完整的,于是滚得很慢,还可以闻闻花、享受蝴蝶,直至找到一角后,速度越来越快,它试图唱“走遍千山万水路迢迢,我终于找到了我失落的一角”,但很快就发现没词了。它想了又想,终于明白了这里面有点儿问题,于是停下来,轻轻把那一角放下,从容地走开。

  Staffers:您在起步的时候,肯定没有预想过今天的情景,据说每年暑假新东方开学,中关村都会因此而堵车!您现在看新东方这幢楼,有没有十年一梦的感觉?

  俞敏洪:看这个楼,觉得太小了,旁边的楼多大!

  很多东西都这么过来了,你种了一棵树,不能每天都说它长了多少,但是只要你种了,它就会生长。很多人都以为拥有雄才大略的人才能做事情,从本质上来说是对的,但雄才大略是一种心态,不是筹划。必须先有这样的心胸和感觉,再去确定目标,这样的人进入任何一个领域都能做成事情。为什么雄才大略不是筹划?因为每个人都有筹划,你说谁不想拿下一个帝国?为什么有的人做不成事情,那是他的心胸、眼界、判断水平问题,这些东西很难说是从实践经验中学到的。学到的都是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为什么刘表、袁绍、袁术他们有那么多的保障还是失败了,每个人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面对相同的情况采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Staffers:在新东方这么多年的管理中,您一直不断学习,光是每年为此拜访的名人就有不少,您的总结是什么?

  俞敏洪:管理是一门不可言传的艺术,像做人一样。做人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微笑,怎么为人处世,我们听了很多很多,但是任何人听到同样的语言,实践时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管理也是这样。管理的理论和框架实际都差不多,但是涉及到实际情况,比如你是我的员工,你走进我的办公室来找我谈事情,我采用语言的不同直接导致你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语言就和管理没有直接关系,也是没有办法预先设计的,但为了同一个目标所使用的不同的语言,带来的后果是完全不同的。

  管理让我说来,是看一个人处理事情有多成熟的一个标准,处理事情的成熟度直接关系到这个人的管理能力。而成熟就是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又能够有弹性;足够亲和又保持威望;具有战略眼光,又足够细节;能够与人合作,又能够与人抗争。我其他方面都比较不错,就是决断力比较差。这跟我软弱的个性相关,有时候我明明知道这个人做错了,还不敢去批评他;知道这个人不能用了,但还是不敢马上把他开掉。说得好听点儿是因为善良,说得难听点儿是不愿意得罪人,但后来我发现越是这样越得罪人,关键时刻得懂得坚持。远见的背后是价值观,判断力背后是智慧,决断力背后是勇气,执行力背后是力量。

  Staffers: 这些年为了新东方,您都放弃了些什么?

  俞敏洪:我放弃了很多个人生活,新东方董事会要求我不得到处乱跑。

  人嘛,某种意义上就是追求比别人更加悠闲、更加舒服的生活。赚钱的目的就是使你的生活有更大的空间。但是当你为了变更大的空间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慢慢地原来的目标就变成要成就一件事情的理想和激情,到后来,你做这件事情已经完全不是为了赚钱了,而是为了证明自己能把这件事情做好。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好,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时空关系,包括人际关系,可能是你本来想通过这件事情扩大自己的人生时空,结果导致了相反的解决,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你对它的投入和各种各样的关系,导致你的时空越来越收缩,到最后你个人的时空就没有了。

  Staffers:那您都得到了什么呢?审视自己的前半生,自己的人生经历因为新东方被改变了什么?

  俞敏洪:得到了经验。

  同龄人中我的人生经历算是丰富的那种吧。我个人感觉,一个人经历丰富,他的思考就一定会多;如果有理想和价值观的话,那么他的思考就一定会更加深刻。你是要根据生活中种种不可预料的事情来调整自己的思想行为的,不可能想好再经历,只有在经历之中去想。

  一个人的经验伸展是时、空两个方面的,时间上就是指,如果你多活20年,就会比别人多分担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姜太公如果在80岁死了,就没有周朝和齐国了;空间上的拓展是,一个人一辈子只在一个小地方待着,和自由自在地走遍全世界,完全是两个生命概念。如果这两个方面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发展,不论他有没有激情和斗志,生命就会达到一个比较舒展的状态。说到这儿,又回到“放弃”问题,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往往被限制了,比如新东方做到一个程度我就想不做了,几个人自由自在地干,心满意足,每年拿个二十万,三十万,大家挺好,学生也挺满意,像一些有名的小饭馆一样。但是一个人做事情和一群人做事情不同就是因为一些事情你想停止了,别人还想继续,他们会说“你的钱够了,但是我的钱还不够呢”,而每个人对钱“够”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到了一定地步后,你也觉得自己往前一步也未尝不可,结果前面一个一个套子已经给你设计好了,你钻进去,就不得不放弃很多本来你想要的东西。

  Staffers: 您觉得什么是成功?

  俞敏洪:成功是活着的人不能说的词,因为只要你想做事,逆境就是你的常态;如果不想做事,失败就是你的常态。活着就是在起起伏伏中往前走,成功就是不管你怎么跌倒,还要爬起来。成功是要等到一个人死了以后盖棺定论才能说的事情,是长时间的历史证明是对的事情;另一种成功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那么无论他个人如何,这个人也成功了。其他你说什么是成功?新东方买了这个楼算不算成功?你一定觉得是成功,但我自己觉得明天要饭也可以算成功,只要我觉得成功就行了,成功只不过是一种心态。

  我本人从来没感觉到真正的成功,一直是做完一件事情之后总有另外一件事情在等着。并不是因为我的欲望太高了,而是教育领域有特殊性,你总是要满足别人的期待,不是满足自己的期待。学生的期待很纯洁,所以你会不自觉全力以赴做得更好。

  采访中,俞敏洪多次提到了价值观,他追求更宏大也更虚无的东西。俞敏洪认为不能以学习为名躲避浩瀚世界的苦难历险和价值探索。从新东方的口号来看,俞敏洪是有苦难情结的,但坦率地说,他并不比其他60年代的人更加苦难,甚至你可以说他幸运,毕竟中国有多少孩子可以把插秧的手从泥水中抽出来,不但后来在黑板上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还在数十万少年中国注目的演讲台上挥舞,签署股权转让给员工的合同。至少历史从来没有在他身上烙下血印,反而造就了中国现在蓬勃的留学局面。

  整理录音的时候,我假设了俞敏洪的成就,他成在自己的文章和演讲?显然不是,他成在自己博闻强识的阅读?好像也不尽然。他成在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旺盛又隐忍的生命力,一个不是传奇却又在中国的大时代背景下“离奇”曲折的个人故事,他成就成在既曾经在北大大讲台的油漆桶上振臂一呼,好像引导了一场革命,却也小心地隐藏在主流媒体的视线下。

  面对媒体的时候,他从来都可以做到襟怀坦白,他讲老婆,讲孩子,讲可以讲得近于隐私的一切,可是细细看来,他像个谜。因为他每一句话都说得那么快,好像按一个按钮就自动生成。

  不过俞敏洪闭上嘴巴也依然是俞敏洪,他实际是常常闭上嘴巴的,俞敏洪有他熟悉的气场,他就是一个插秧的诗人、乱中求胜的影帝和乐观的信徒。

  (俞敏洪,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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