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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文文: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人如何创新和创业  

2008-10-30 10:10:55|  分类: 【新东方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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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牛文文 来源:新东方

10月25至26日,首届新东方教育论坛在北京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举行。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痷,原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文化研究院院长徐小平,分众传媒董事局主席江南春等众多教育界知名人士出席会议,嘉宾围绕“高等教育与创新人才”的主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以下为中国企业家杂志前主编、创业家杂志主编牛文文在论坛上演讲的文字实录:

牛文文在新东方教育论坛上发表演讲(图/新东方周次敏)

本来让我讲创新和创业,我一激动都不知道怎么说了。都讲近代以来的中国,我本来想讲一下近代中国的商格,怎么就变成能创业的人了。很激动,没上过新东方,就在新东方讲,有点激动。

我们中国过去历史上是农业社会,士农工商,做企业的人被人瞧不起。直到近代,1878年到1908年那三十年,是中国近代现代商业的启蒙阶段,黄金30年。现在经常讲现在是黄金十年,改革开放30年,但是我们看一下近代史,那30年才是中国商业启蒙的30年,现在我们看商业的成就,那个时候比现在做得好,那个时候很多东西都在全球领先。

1878到1908年什么人在做企业?什么人在创业?大家比较一下,那30年,都是社会主流人群开始创业,最有名的状元企业家张健先生,他是考上状元以后不愿意做官然后创办了一个实业,这已经算是民间的知识分子创业了,因为没有做官,所以一直是民间人。另外大家可以看看荣家,实际上是买办出身,当时是在跨国公司里面、洋行里面做麦苗的,荣家他们几个兄弟创办了这个系。另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招商的祖先盛学怀,他是尚书,是官僚,是很大的大官在创办实业。这么看来,就是知识分子、高层买办、高层官员在创办企业,而且企业都是国家的中坚,从重型到轻型,纺织到矿山都有。

但是现在三十年什么人办企业呢?都是边缘人士,被迫无奈,混不上处级干部的才去创业。你看最早创业是什么人呢?农民。四川的刘氏兄弟,鲁冠球啊,实在没有办法就办了一个企业,这是农民。再牛一点的,还有一些军人转业回乡,或者回村镇创办了企业,这个占比较大的主流,比如华为,像王石也当过兵的,他们在军队里面也是没有当过大官的,这些人创业。然后就是在学校出来以后没法当官——俞校长你别笑啊——没办法就去搞企业了。还有一些人在国内混不好,上了新东方出国了,在国外错过了改革开放的黄金期,但是又回来了,海归创业了。这些人都是在国内受的本科教育,在新东方受的英语教育,又回来了,这些人都不是什么主流人群,我也不是主流人群,我还没有上过新东方。

上个世纪是救国家,救民族,救自己创办企业,你说结果谁好?当然是上个三十年好,但是那三十年的成果都没有留下来,这三十年能留下去吗?我们今天很厉害,亚欧会议来这么多人,但是以后呢?问题在哪里?在教育和其他方面。

比如说俞校长,你叫他俞校长,他很高兴,你叫他俞董、俞总他不一定高兴。说好听点,你是企业家,不好听点,你是老板,是个富豪,俞校长就是富豪。看余华写的《兄弟》没有,富豪什么样啊?把兄弟的老婆抢了。那个书我很不同意,他写了两本,先是上个世纪文化大革命,说是压抑的年代,八十年代是伦理颠倒的。我说你错了,文化大革命才是伦理颠倒,夫不夫妻不妻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企业家现在还不是好词,做商业还不如一百年前尊崇。企业家现在是全社会最可爱的人?不好说。羡慕的人有没有?也不好说,反正最恨的人肯定有。

但是三十年前不是,有救国理想的人,部长,状元,他们创业的时候,并没有身份上的屈辱的这种感觉。今天做企业的人聚会的时候,大家都是社会企业家,大家害怕做,比如说做地产,老百姓没有房子住,政府就鼓励我们,经济不好了,政府就会救我们;我们要盖房子多了,卖得好了,政府就打压我们,我们日子永远是在艰难中度过。那么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人做什么都有尊严,做什么都很好,为什么做企业就没有尊严,不敢尊敬自己?这个问题应该都是出在教育上面,教育就是教育大家做什么样的人。俞校长理想很好,他想创办一所私立大学,他能吗?我觉得他如果做的话肯定比复旦做得好,他有钱,有理想,他有能力,但是现在就是政府不让你做,你偷偷做了,你就有原罪。按道理说,大学是人创办的,人为什么不能创办大学呢?现在都是官创办大学了。

我回归正题啊,还是说创业。过去三十年都是边缘人士创业,迫于饥饿与恐惧,迫于不能直接报复当官的压抑,但是现在往下会是一个好时机。现在经济危机很严重,严重之后出口型的社会就会转型,会转向一个民间的社会,商业的社会,这个转型不单在中国有,在美国、日本、韩国都发生过。上个世纪美国被日本压得喘不过气来,八十年代还有石油危机,最后导致美国出现了大的经济崩溃,那个时候他们从官僚型的社会变成了新的社会,为什么呢?互联网发明了,美国立了一个立法,就是养老金可以做VC,大学里面政府支柱的东西,就是你发明者发明的东西本身可以创业,还有中小企业促进法,上个世纪美国应对石油危机有很多变革,突然基于互联网,基于内需,基于消费,就出现了很多大的公司,然后就好了。

日本在九零年的时候,日本的财团有很多矛盾,但是日本还是很和谐,大家生活还是很安定,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放慢了节奏,本来很多日本年轻人一辈子就想进大公司,但是萧条之后,日本人就开始吃喝玩乐,导致消费丰富起来了,内需起来了,这样导致很多公司从本土开始服务社会了。韩国也是一样,经过危机之后,很多公司倒闭了,最后这些年轻人怎么办呢?就在街上蹦跳,就是我们所说的韩流,这些美容,美发,衣服,文化就带动了消费,然后这些玩乐的东西就支撑了韩国,我们玩的游戏很多就是从韩国来的,都是玩出来的。

我们中国,我们这些中字头的公司,我们以为靠他们就能救中国。最后我想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全中国人民消费他们几家也不能带动他们繁荣,为什么呢?民富国才能强,五百强带来的垄断企业没有竞争力,走出去还会回来的。

现在是一个创业型社会,经济危机会导致巨无霸受到的损害比我们大,经济危机会导致把财富吸收回来的机制中断,危机让浙江快破产了,民间财富快凋零了,怎么办呢?他一定会想办法重构民间商业,现在已经开始了,美国八十年代那些立法,我相信在中国慢慢会有,慢慢会让创业成为一个光荣的事情。让中国人成为创业者,是一件政治上正确的事情,不再是边缘分子去创业,主流人群也可以创业。我们消费不能依赖美国人,我们要依赖中国人,经济核心是民间消费,民间事业。中国崛起靠往外卖东西的时代过去了,对内你要搞内需社会,不让中国人创业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响应这个潮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离开中国企业家,创办了《创业家》这本杂志,它就是为中国社会创造的。我认为衡量中国的一个指标有很多,CPI,GDP,但中国是13亿做分母,你每年看这个数,如果这个数保持向上,中国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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